2026年1月19日上午,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组数字。2025年,中国全年出生人口792万,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值。
同一年,去世的人有1131万,一进一出,总人口净减339万。14亿489万人这个总数看起来还很庞大,可趋势已经清清楚楚——四年连降,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2亿2365万,占比接近四分之一。
数字冷冰冰,却像一记闷雷。有人震惊,有人早有预料。而在上海一间办公室里,梁建章看到这份数据时应该并不意外。
这位1969年出生的联合创始人,从2012年前后就转向人口经济学研究,十几年里出书、办论坛、上电视、写公开信,几乎把“中国要鼓励生育”这句话说到嘴皮子起茧。
他和黄文政、任泽平这些学者一遍又一遍地测算、警告:如果生育率一直在1.0一线徘徊,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只剩六亿多。当时不少人觉得他危言耸听。今天回头看,792万这个数字,比他十年前预言的下滑速度还要快。问题来了。

补贴发了,产假加了,三孩政策也开放了整整十年——2016年二孩、2021年三孩,为什么曲线还是一路向下?我倾向于这样看:讨论了这么多年的房价、内卷、教育焦虑,都对,但都不是最根。
真正把生育率按住的,是两只更深的手——高福利和高智商。这两只手不是坏人的手,恰恰是好日子的副产品。
先讲一个老中国农村的场景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个西北老农,生五个六个孩子并不稀奇。不是他多爱孩子,是他不敢不生。
没有养老金,没有医保,没有低保,土地靠人耕,晚年靠儿养。孩子是保险单,是劳动力,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
生得多,才叫“福气”,才敢在村口把腰板挺直。这就是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底层逻辑:生育本能加上风险恐惧,共同把人推进产房。
然后,国家开始接手这些风险。养老保险覆盖了城乡,新农合把大病兜住,长期护理保险试点铺开,医院里再穷的人也能挂上号。
这条路走得非常成功,扶贫成绩世界瞩目。可副作用同时长出来——当国家告诉你“老了不用怕,我来管”,孩子的“功能属性”一下子就被抽掉了。
北欧几国是这条路径的极端标本。瑞典、挪威、丹麦,从摇篮到坟墓一路兜底,生育率却从当年接近更替水平一路滑到1.4上下,谁劝也劝不住。
日本、韩国更狠。韩国国家数据厅在2026年2月25日刚公布,2025年的合计生育率是0.80,比2024年的0.75又涨了一点,是二连升。
听着像好消息?别高兴太早——0.80仍然是全球倒数第一,比日本2024年的1.15还低三分之一。首尔市中心,出生率只有0.58,一个女人一辈子平均生半个孩子。我一直觉得,福利这东西,一旦端上桌就再也撤不下去。
它已经不是政策,是社会契约。你不能因为担心生育率就把老百姓推回“老无所依”的岁月,那既不现实也不人道。
所以承认吧,福利本身没错,错的是——它把“非生不可”变成了“想生才生”。从必选项到可选项,一字之差,隔着一条鸿沟。

年轻人不是变冷血了,是他们算清了账。多生一个,边际收益趋近于零,边际成本却是实打实的睡眠、体重、职业曲线和夫妻感情。谁都不傻。
福利这一手够狠,但还有更狠的一手,是教育。一个受过大学教育、习惯Excel表格的女性,遇到“要不要生二胎”这个问题时,她的第一反应不是“该”或“不该”,而是打开手机备忘录,开始列。
房贷月供多少,学区房差价多少,请阿姨每月多少,产假期间损失多少,职业中断三年之后能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,未来十八年教育投入合计多少——一条一条列下来,答案往往是冷静得让人心疼的:先算了。这就是我说的“高智商陷阱”。
当一个社会把“学习改变命运”写进每个家庭的门楣,它的年轻人就必然学会用成本收益重新打量生活里的每一件事,包括生孩子。联合国的估算里,中国2025年的合计生育率大约在1.0一线,威斯康星大学人口学者易富贤给出的数字更低,只有0.97。

韩国0.80,日本1.15,中国台湾地区长期在0.9以下打转。你把这几个地方放在世界地图上一圈——全是儒家文化圈,全是考试压力最大的地区,全是大学入学率高得吓人的社会。
这不是巧合。这是同一个逻辑在东亚的重演。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这句话,在1950年是道德铁律,在2025年是段子素材。
今天很多年轻人会认真反问:我用一辈子的时间陪伴父母、赡养他们、给他们养老,凭什么就不算孝顺?为什么必须通过生一个新人来完成对旧人的责任?传统观念被拆解,不是坏事。婚姻自由、女性权利、个人价值,都是这样一步步争来的。
可到了生育这件事上,个体的每一次“理性选择”,加总起来就是文明的“集体困境”。这就是我最想说的那层反差——每一个家庭都做了最优决定,整个社会却撞上了大墙。

补贴发到手里,为什么还是不生?2025年7月28日,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《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》。
3岁以下婴幼儿,每人每年3600元,一直发到满3岁,全国2000万个家庭受益。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搞普惠式现金补贴,力度不小,方向对得起十四亿人的期待。
但只靠3600元一年,把一个大城市家庭从“不想生”推到“再生一个”?我不太乐观。上海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抚养成本,社科院口径大约在80万到100万元。3600元一年,杯水车薪。
北欧发过更多钱,法国搞过更漂亮的育儿假,日本掏了几十万亿日元的“少子化对策预算”,韩国十几年砸下去几百万亿韩元——效果都很有限。

韩国从0.72爬到0.80,主要靠的是新冠疫情后被延迟的婚姻集中释放,以及90年代生人正好进入结婚年龄,属于技术性反弹,不是趋势逆转。
所以我认为,答案已经很清楚:在高福利、高智商社会里,生育这件事,靠个人自觉是靠不住的,靠几千块钱补贴也是打不动的。它必须被当成一项国家工程来做。
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分寸。所谓“国家能解决”,绝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一刀切的行政管控。计划生育时代结束了,那种粗糙的手段留下的结构性代价,今天还在还账。反向的强制也一样行不通。我认为可行的路径至少要走三步。
第一步是把生育当成基础设施投入,而不是家庭福利。修高铁国家舍得砸钱,建芯片厂也肯砸钱,为什么托育、幼儿园、母婴医院不能也当基础设施?

梁建章、任泽平等人反复测算过一个数字——每年拿出GDP的2%到5%投入生育支持体系,才有可能把生育率托到1.5左右。这个钱不少,但和未来劳动力短缺的代价比起来,是便宜的。
第二步是重构女性在职场的位置。目前0.97的生育率背后,是无数女性在“职业中断”和“不生孩子”之间的二选一。
产假必须由社会承担而不是企业承担,托育必须做到普惠而不是奢侈,反就业歧视必须有牙齿而不是标语。这一层不动,别的都是浮云。
第三步是重建生育的社会意义。过去靠“多子多福”这套叙事把人往产房推,今天这套叙事失效了,就得有新的叙事顶上来。

把生育从“个人牺牲”重新讲成“文明贡献”,把育儿从“家庭负担”重新讲成“国家共担”,这不是喊口号,是要用制度和文化一起去做的慢活。
回到2026年1月那份统计公报。792万这个数字,不只是一个人口数据,它是一面镜子,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的悖论——我们比祖辈过得好,比祖辈受教育更多,比祖辈更自由,却在延续文明这件最古老的事情上,比祖辈更迟疑。
这不是谁的错。这是繁荣的一部分,也是繁荣要付的代价。梁建章从2012年开始呼吁到现在,鬓角已经花白。
他在2026年5月的一次演讲里说,人类未来最有意义的三件事,是旅行、创新、繁衍。前两件他做成了,第三件他没有把握。

但历史告诉过我们一件事:中国用四十年解决了吃饱穿暖的难题,用二十年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社保网。这个国家从来不缺应对巨型挑战的能力,缺的只是把挑战真正当成挑战的那一刻。792万,就是那一刻。
富腾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